北平日本军方向中国递交投降书的仪式是在故宫博物院内太和殿前，文华殿和武英殿中间那一大片朝拜的广场上进行。
受降仪式台上分别是中方代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日本代表、日本驻华北战区司令根本博。
附: 各受降地区受降情况
本文中各受降地区名称依据中国陆总规定的“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并按受降时间顺序分述。各受降地区接受投降官兵数，在各种资料、报道中出入甚大，本文以《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所记载为主要依据。据该书2卷2册第94页：“从投降到1954年止，从中国派遣军原占领地域遣返日本国内人员1528883人（内中国派遣军的军人及军事机关文职人员约105万）”，其各区数字之和约105万，这些与冈村宁次记述“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6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冈村宁次回忆录》第83页）、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军事译粹社1978）记载都非常吻合。按日军惯例，《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一书除另有说明，所指人数均为陆军。
1 京沪地区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69页“9月中，汤恩伯在上海主持受降仪式”（另见《中国战区受降纪实》），实际并没有仪式。据《中央日报》，9月11日第3方面军司令汤恩伯中将在上海召见日军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将，交付“沪字第1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该报道并称关于南京方面的受降汤已在南京召见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当面详细规定。南京是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所在地，京沪地区显然不便再来一次受降仪式。上海部分的日军投降主官是松井太久郎，投降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27师团；第13军司令部、第60、61、69师团，独立混成第90旅团；第6军独立混成第89旅团；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南京部分的日军投降主官是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投降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3、34、40师团，第13飞行师团；第13军第161师团；第6军司令部。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京沪地区”之下，分列上海地区、杭州地区、南京地区，投降官兵数只有上海165000、南京138830，但杭州地区的投降部队番号都在上海地区出现。如此说法的原因推测是松井太久郎兼任杭州、上海两区的投降指挥官，因此上述165000与138830应是“京沪”、“杭州厦门”两区总计投降陆军官兵数。
2 山西地区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13日，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未举行仪式（日军由第1军司令澄田赉四郎派山冈道武少将代表，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代表）”（注：山冈道武是第1军参谋长）。此处没有说签字地点，但8月18日第2战区长官阎锡山即率部进入太原。未举行签字仪式的原因，推测一是省内局势动荡，一是阎不屑于做此事。在所有受降主官中阎的资格最老，他是1935年的一级上将，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受降总主官何应钦1909年入日本士官学校），而对手澄田赉四郎中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毕业（1912年），1944年11月才由第39师团长晋升军司令。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79页、《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214页称9月13日阎锡山在太原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纯属臆测。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军司令部、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10、14旅团、第5独立警备队；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第292页记载第5独立警备队在平津地区集结投降，错误。接受投降官兵58000。
3 南浔地区 中国第9战区新3军9月3日进抵九江，9月4日新3军军长杨宏光在柴桑口司令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在投降书签字。但发生在9月9日前的仪式不能视为正式的。 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鲁道源9月9日进抵南昌。据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2页，“在南浔地区，根据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鲁道源，译者）和我方会商决定，9月14日在南昌进行了投降仪式，向第9战区长官薛岳（二级）上将投降…10月1日，我投降指挥官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中将在南昌与受降官薛岳将军会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只有“9月14日上海南昌日军开始缴械”。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34页称“9月14日在南昌由第58军长鲁道源主持…”。据《中央日报》，9月13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举行了洽降会谈，由鲁道源主持，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由汉口飞赴南昌受命。次日中午12时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大楼举行正式受降仪式，笠原幸雄向鲁道源签字投降。南昌受降时薛岳还在吉安，直至9月25日才离开于次日到达南昌。以上可见南浔地区有过两次受降，原因一是薛岳没有到场，二是绝大部分投降日军（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84、87旅团；中国派遣军直辖第13师团）在九江附近长江沿岸而中心城市南昌仅驻有独立步兵第7旅团（以后薛岳加派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渡在九江地区主持受降事务），但南昌的受降应具有第9战区的名义，据第58军一位军官回忆鲁道源主持签字仪式提及薛岳对鲁说：此次我派你到南昌代表我受降是你一生的荣耀云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7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难以推测薛岳为什么没有亲自主持受降。 前文述及，8月16日后第11军退到湖南祁阳时，第6方面军令第11军司令即来汉口（9月初笠原幸雄从汉口赴九江投降），部队就近入列第20军。那么第11军司令部是撤销还是随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部队转移到南昌、九江地区？尚待查考，但《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2卷2册第92页所列投降部队中有第11军司令部。 本区接受投降官兵66830人。
4 杭州厦门地区 据《中央日报》9月13日第3战区长官顾祝同抵达杭州，前进指挥所撤销，第3战区长官部即日视事。《中央日报》（9月17日第2版）报道9月15日在杭州青年会旧址顾祝同召见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的代表、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将第1、2号命令交付野地嘉平转松井太久郎，饬令日军自16日起缴械投降。同时被召见的有第133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及独立混成第62旅团长长岭喜一少将（但据日本陆军资料长岭喜一于6月10日亡于任上，接任旅团长安藤忠雄，张子申《走向神社的哀歌》[解放军出版社1994]未载）。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20页称9月下旬松井太久郎在杭州向顾祝同投降，《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1154页称顾祝同主持仪式接受松井太久郎的投降，均系臆测；资料《浙江抗日战争史》（楼子芳，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连晓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记述9月6日或4日第3战区副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在富阳宋殿村主持日军第133师团长或参谋长投降仪式，均为误解。战争末期顾兼任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节制第3、第7、第9战区，这是他得以列座南京典礼受降长官席的原因，而杭州厦门地区的受降也就没有正式仪式的必要了。本区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军第133师团、独立混成第62、91旅团，海军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浙江抗日战争史》第358页称“日军投降部队是第70师团、第133师团、第62旅团、第89旅团、第91旅团、海军陆战队”（亦见《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均错误。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厦门投降日军约2810人（含陆军“美浓部队”200多人），则在本区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官兵可估计为约3万。
5 长衡地区 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中将于8月29日进抵衡阳，9月7日进抵长沙，9月15日在长沙湖南大学礼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0军司令部、第64、68、116师团、独立混成第17、81、82旅团、第2独立警备队。接受投降官兵70180。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约15万，如此大的讹误不知从何而来，按说湖南境内很少会有日本侨民，即使将侨民数与军人数混同也不至于此。
6 广州海南岛地区 受降部队9月7日进抵广州，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上将9月15日到达，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海军海南警备府代表亦出席。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3军司令部、第129、130师团、独立混成第23旅团、独立步兵第8、13旅团、海军海南警备府，接受投降陆军官兵83890，海南警备府海军官兵49400（《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7 武汉地区 第6战区长官孙蔚如中将9月1日抵宜昌，受降部队9月15日抵汉口，9月18日孙蔚如在汉口中山公园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方面军司令部、第132师团、独立混成第86、88、83、85旅团、独立步兵第5、11、12旅团、海军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接受投降陆军官兵14260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 21.3万，考虑到海军的一个特别根据地队员额从二、三千到万余人不等，即使陆、海军合计也达不到这个数目，因此不足为据。
8 郾城地区 第5战区长官刘峙二级上将8月25日进抵老河口，9月7日进抵南阳，19日到达漯河，20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是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第115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等，鹰森孝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15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92旅团、第13、14独立警备队，《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 2.5万，漯河受降碑（1946年建）碑文称投降日军31560人。
9 新汴地区 9月4日受降部队进抵郑州，9月22日第1战区长官胡宗南中将在郑州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2军司令部、第110师团、第6、10独立警备队。郾城区、新汴区合计接受投降官兵7274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本区投降日军6万。
10 徐海地区 第10战区长官李品仙上将9月7日进抵徐州，受降部队9月17日抵蚌埠。李品仙于9月22日到达蚌埠，9月24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有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第6军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第6军第70师团长内田孝行中将，十川次郎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131师团，第6军第70师团，第13军第65师团、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1独立警备队，接受投降官兵徐州21000，安庆20370，蚌埠1000。
11 包绥地区 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中巽少将之投降”（此处“中巽少将”应为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误）；但《中央日报》有如此报道：第12战区司令傅作义“派朱大纯师长办理绥远受降，9月29日完毕”，又于9月29日“派张砺生、孙兰峰两总司令为察、熱受降全权代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包头的部队，9月24日在投降仪式上正式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45页“9月下旬，受降仪式在归绥举行，傅作义将军主持受降仪式，日军投降代表为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9月26日，蒙疆军司令部及所辖的独立第21、24警备队在包头开始缴械”（注：《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有一明显错误，“8.15”后蒙疆驻屯军司令部转移到平津地区，并在北平向中国第11战区投降）。关于该区投降的部队，《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则是“第21、24独立警备队9月26日在包头开始缴械”。查日本陆军资料全部日军都没有“第21、24独立警备队”的番号。据以上分析应订正为：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二级上将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投降，该区投降日军是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属的驻包头独立警备步兵第21、第24大队。接收投降官兵数未见于资料，按独立警备队的正常编制员额推算两个大队约1500人。
12 越北地区 9月2日日军第38军代表赴云南开远洽降。9月22日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部抵河内。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越南总督府举行，日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参谋长幸道贞治大佐向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上将签字投降，第38军下属大部分单位——第21、22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向中国军队缴械（依中国陆总4号备忘录、《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卢汉在1945年11月9日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投降日军30081人，但后来资料多引用29815（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20页）。 据第1方面军参谋长马锳回忆投降日军代表是“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第21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第31旅团长服部尚志少将，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永野修身少将，第38军参谋酒井干诚大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617-637页）；“当第1方面军入越时，留在越北的日军仅有第38军之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及其配属特种兵部队，总数3万多人（第628页）”。此处多有误记与疑点：查日本陆军资料永野修身少将没有其人，海军倒是有永野修身元帅；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应是服部尚志少将；战争后期日本陆军没有第31旅团的番号（甚至没有独立混成第31旅团、独立步兵第31旅团的番号）；酒井干城应是中佐（陆军士官学校第40期）；第22师团为什么没有提到？第22师团组建时是三单位制，曾设置第22步兵团司令部后撤消，师团辖步兵第84、85、86联队；马锳错误记述的“第31旅团”应该是什么？ 8月16日，战争期间流亡在云南蒙自县的法越殖民军部队司令亚历山得里少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肖毅肃参谋长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要求中国协助法军重返越南并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肖毅肃指出亚历山得里的要求与盟国划区受降的决议相悖，亚历山得里因此拒不出席河内的受降典礼。 1946年4月，投降日军官兵全部遣返日本，其中列为战犯的189人解送广州，中国军队于5、6月间撤回国内。
13 潮汕地区 9月12日第7战区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上将之代表、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徐景唐抵达汕头，9月28日上午9时在汕头外马路原“国际俱乐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之代表、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在投降书签字（《中央日报》、《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1940年8月重组的第7战区长期局促于粤赣边，仅辖有一个集团军及地方部队，承担受降任务较轻，接受投降日军人数仅多于包绥区。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称“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本第23军军长田中久一之投降”，显系误记。投降日军部队依《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是“第104师团与潮汕支队”，表中广州海南岛地区则没有第104师团；依《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是“第104师团的部队及其他”，而广州海南岛地区有“第104师团”（注：查http://www.gd918.org驻汕头日军主体是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的独立步兵第281大队[队长田中英二]、独立步兵第621大队[队长村重武一]与师团炮兵队[队长后藤？]，旅团长小野修少将兼任潮汕警备司令官）。按第104师团驻地海丰，介于广州、汕头之间，将其划在潮汕区也有可能。若注意到没有日军军司令部的几个受降区——“杭州厦门”、“郾城”、“徐海”地区——除投降主官（或其代表）还有本区的师团长作为投降代表，而本区未报道第104师团长出席但有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长小野修出席，则第104师团司令部究竟在何处投降仍可存疑。本区接受投降官兵4460人。
14 平津保地区 9月9日第11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自西安抵北平开展洽降，10月8日第11战区长官孙连仲二级上将自西安经新乡抵北平视事，主要受降部队第92军于10月18日到达北平接管城防。10月10日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8、9旅团、独立步兵第2旅团、第3、7独立警备队；驻蒙军司令部、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3军第118师团。接受投降官兵126800人。
15 台湾地区 9月14日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驾机飞抵台北，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部抵达，10月24日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上将抵达。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在台北举行。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及台湾军管区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总督府总务长官兼代理农商局长田一二三，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5人；安藤利吉在投降书签字。 受降主官陈仪上将，还有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第70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海军第2舰队司令李世甲。 自10月5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抵台开展接收行动以来，均未见有关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海军中将的报道。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98页“第10方面军及所辖第9、12、50、66、71师团，第65、66、100、103、105旅团及其他部队共16.9万人”，不仅漏列了海军高雄警备府、陆军第8飞行师团，旅团数与番号也全错。又《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第291页所列“独立混成第61旅团（台湾）”为错误，该旅团确为第10方面军直辖但驻在地是菲律宾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诸岛，未在台湾地区投降。投降日军部队应为第10方面军司令部，第9、12、50、66、71师团，第8飞行师团，独立混成第75、76、100、102、103、112旅团；高雄警备府司令部、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 1944年9月22日成立第10方面军时，负责动员与指挥准军事部队的台湾军与第10方面军并存司令兼任。1945年2月1日日本本土防卫指挥体制调整，设本土8个军管区，由驻地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兼任，同时台湾军改称台湾军管区、朝鲜军改称朝鲜军管区。因此在本区投降的应当还有台湾军管区。本区接受投降官兵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中国资料多引用未区分陆、海军的合计数字169031（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20页）。
16 青岛济南地区 9月16日第11战区副长官部济南前进指挥所成立，10月10日第11战区副长官李延年中将抵达济南，12月27日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中将在投降书签字。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70页称“11月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期错误。投降日军部队是第43军司令部、第47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步兵第1旅团、第9、11、12独立警备队；海军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 70500。 因中国军队不能及时到达原日军占领区，经中国战区授权有两次特殊的受降：10月6日美国海军第3两栖军军长洛基中将代表中国战区在天津接受日军第118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的投降，在场中国代表是第11战区参谋长吕文贞；10月25日美国海军第6陆战师师长谢伯尔少将代表中国战区在青岛接受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长长野荣二少将的投降。
以上16个受降地区有京沪、山西、杭州厦门地区未举行正式受降仪式，受降主官有山西地区阎锡山、南浔地区薛岳、潮汕地区余汉谋未出席受降仪式或正式召见日军投降代表，实际受降主持人级别最低的是南浔地区鲁道源。日军投降指挥官有山西地区澄田赉四郎、杭州厦门地区松井太久郎、包绥地区根本博、潮汕地区田中久一未亲自投降。投降日军五大单位之一的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未在南京受降典礼与台湾地区受降典礼露面。
接受投降日军单位与人数的总计 将以上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所列各区接受投降陆军官兵数字相加，合计接受中国派遣军投降官兵（不含香港）1046510，另冈村宁次记述为105万，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合计为1049700。 接受投降官兵还有中国方面舰队63755人（含香港）、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以上三项均依《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第38军30081人（依《中央日报》卢汉1945年11月9日记者招待会）。若取中国派遣军投降官兵1049700，则总计投降官兵1318329人（含香港）。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本陆军计有：1个总军司令部、3个方面军司令部、10个军司令部；33个师团（中国派遣军26个、第10方面军5个、第38军2个）、1个战车师团（中国派遣军）、2个飞行师团（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各一）；29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中国派遣军22个，第10方面军6个，第38军1 个）、11个独立步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个骑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3个独立警备队（中国派遣军）；1个支队（中国派遣军）；陆军投降官兵合计120.4万余人。 海军计有：中国方面舰队及下属海南警备府，高雄警备府；包括6个根据地队、4个陆战队、1个航空战队、2个警备队共13支部队（参见《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海军投降官兵合计10.9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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